一、否认“南京大屠杀”——引发的网络狂潮

一场由日本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引发的网络狂潮正在发酵，引发滔天巨浪。观察家注意到，这场网络狂潮有可能引发中国网民新一轮民族主义高潮。

让我们看看事情经过：

2月20日上午，南京市访日代表团前往名古屋市政府拜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与代表团会面时，发表了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存在的相关言论。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员会书记刘志伟没有提出抗议，只是说南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学习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21日晚间，南京市政府对外通告，南京赴日代表团发出严正声明澄清该团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会面经过，称“日本媒体选择性报道了河村的言论，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我(南京)市代表团的当即回应，并且借机炒作，对此十分愤慨，随即作出严正声明，以正视听。”并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

综合各方消息，南京代表团没有当即进行驳斥应该是事实。尽管后来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南京发布”三次表态，驳斥河村隆之的言论，指责日本媒体炒作，但遍观整个声明和所有有关报道，看不到南京方面所说的“南京市代表团团长当即作了回应”的“回应”具体内容。如果再心细一点，可以发现，南京方面的三次表态，均是在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之后。因此，南京方面的三次表态，可以理解为面对如此巨大的网络民意和中央政府的态度而做的事后补救。

二、中国外交不自信——《环球时报》的观点

《环球时报》认为，南京代表团之所以采取上述处置方式，原因在于官员们说话“谨慎”：“官员们在国内说话谨慎，这个习惯很大程度上被带到外交场合。‘外交无小事’的教导几乎所有官员都至少听说过，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加上本来中国人就不喜欢惹事，规避外交麻烦成了官员们很多时候的下意识选择。”

《环球时报》的社评其实是指向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的。在《环球时报》看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财大气粗”，所以说话不用那么小心谨慎了，这样的谨小慎微已经与中国今天的外交环境和目标不相称，完全可以放开一些。用《环球时报》的话说，就是“整个中国外交得自信”，“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好一点或是坏一点，都妨碍不了中国前进”。

也许，在《环球时报》看来，类似在安理会上就叙利亚问题行使否决权，才是“中国外交自信”的表现。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都应该针锋相对。

不消说，《环球时报》又一次找到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时机和载体来宣扬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我敢断言，谁在这个时候出来反驳《环球时报》的观点，一定会被网民骂的体无完肤，满地找牙。

三、当场驳斥又怎样？——不自信的国民心态

我的观点和《环球时报》恰恰相反，此事反映的不是中国外交的不自信，或者说，不仅仅是中国外交的不自信，而是中国国民的不自信。

由于中日关系的高度敏感性，河村隆之的言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遍观互联网，很大一部分网民关注的焦点却不在河村隆之的言论，而是南京代表团的现场反应——面对河村隆之赤裸裸的言论，南京代表团有没有当即进行驳斥？为什么没有当即进行驳斥？在这些网民看来，南京代表团应该当场给予驳斥，甚至中断访问，拂袖而去，这才是《环球时报》所说的“有自信”，这才符合中国的大国身份和地位。

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南京代表团的现场表现，国内是通过日本媒体才大致知晓的。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们竟要通过日本媒体得知。日本媒体把新闻标题一改就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官民矛盾。本来应该谴责的是那个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市长，现在倒成全了日媒，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京代表团、南京市政府，乃至中国的外交政策。承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倒在其次，追究汉奸卖国贼成了第一要务。

联想起前几天一个日本人在武汉丢了一台自行车，武汉警方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车给找到了，不得不感叹武汉警察的敬业精神和破案智慧。大家都知道，类似这样的案子，一般是破不了的，因为它太小了，不值得警察们劳心费力去破，也许做完笔录就放置南山了。可一旦是外国人报案，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是涉及国际关系的大问题，涉及到外国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大问题。

记得湖南电台“罗刚事件”，因为在电台里面给一个假冒日本人的中国人三分钟时间来辱骂中国，有关部门对罗刚、郑义给予开除处分，对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总监和主管副总监给予免职处分，对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副台长给予警告处分，对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给与黄牌警告并罚款10000元，理由是客观上为“日本人”的侮华、反华言论提供了宣传舆论阵地，造成了不良的严重后果。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国民，还是太敏感了，还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说我们了。难道我们真就这么脆弱，别人骂两句就受不了了，就要跳起来骂娘？

看到网上一篇篇声讨南京代表团的文章，看到那一个个带有辱骂性的字眼，我想起了阿Q面对别人说“赖”、“光”“亮”时的神态。

四、否定历史——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心态

一直以来，日本政坛总有不少高官放反华狂言，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辩解甚至否认。

去年8月15日，现日本首相、时任财务大臣的野田佳彦称，自己先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不是战争犯罪人”的想法基本没有改变。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抨击菅直人内阁无人参拜靖国神社，称“不拜靖国不是日本人”。

2007年6月19日，由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中约10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声称,基于对当时官方文件和媒体新闻报道的调查来看，“我们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日本自民党议员江藤隆美曾于2003年7月公然否认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事实，甚至批评历任日本首相为侵略战争道歉，还否认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侵略历史。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原委值得深思。

日本政治家为什么不顾在历史问题上接二连三地摔跤而前赴后继，是因为日本国内存在着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思潮。一旦日本政治家在否定历史、否定侵略战争方面发表过格言论，即便当时因为国际压力下台，也会在日本民间赢得巨大声望，为东山再起打下基础。越是年轻的政治家，越会采取这种策略。因为每下台一次，实质上是离首相宝座又近了一步。细看近年来的日本政治生态，这样的特色越来越浓厚。

最近十年每年的日本民意调查，均显示，对华有好感的日本人均没有超过20%，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对华友好的。这极少数人里，又有许多是从中国归日的。除此之外，其他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切实的对华友好举动。不仅如此，那极少数对华友好者还经常受到日本人的攻击，一遇有中日之间纷争之时，这些人就受到责难与围攻。

长期来看，日本政治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日本从二战的战败国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小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要成为正常国家，对外交往，尤其是对华交往，必须要有所突破，也就是要和中国（也包括美国）“平起平坐”，不再“低三下四”。这个基本国策，决定了中日之间的摩擦不会短时间内消失。

五、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和日本——要有面对事实的勇气

面对一个不断右倾，经常挑起矛盾和事端的近邻，中国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和日本，从而决定应该有着什么样的中日关系？这是对中国政治家智慧和水平的一场考验。

日本从“经济大国”转变成“政治大国”，这是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就像中国从“政治大国”转变成“经济大国”一样。中国不能不接受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事实，正如日本不能不接受中国走向“经济大国”的事实一样。

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看到，目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大致相当，都可能在日渐形成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邓小平说过，中日“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既然是指“我们之间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当然也意味着发展中日关系这件事超过了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有学者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国际争端、国际事务上都强烈呼吁当事者要保持冷静，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那么，这种主张当然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处理对日关系，处理对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中止高层对话甚至“隔绝”，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否定、美化、隐瞒侵略战争历史。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恶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这一点，在日本、在中国已经有所表现。

当前，最危险的做法是在中日关系上操纵民族主义议题，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具体到国内，中日关系问题已经成了不能碰的禁区，成了不能讨论、商榷的话题。任何要求理性、冷静看待中日关系的言论，均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这只能说明虽然两国外交关系早已“正常化”，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两国民间的关系仍然“极不正常”。

六、我们需要怎样的对日关系——大国心态很重要

任何试图强化民族主义，以影响问题解决的言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从长远来看，是有巨大副作用的。需要说明的是，有时狂热的爱国主义未必就一定是民族国家之福祉，冷静与理性，永远是处理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准则。对日关系，尤其如此，与一个曾经对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国民的大国心态，然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外交风范，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大国心态”，是在自卑与自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之间找到一种“自信”，形成“裕如”的国民风范，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意别人的褒奖和贬损，不会像阿Q那样，既听不得别人的坏话，也不会把别人几句好听话当珍宝装在内心深处玩味；不卑不亢，不自卑也不自傲，有定力，按原则办事而不意气用事，讲理性而不是动辄抒情；与别国平等交往，既不想着当霸主也决不当奴隶。如何构建这种积极的大国心态，不仅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将是中国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性大国的定义，不在于土地的广袤和人口的众多，而在于心胸的强健和开阔，在于目光的深邃和远大。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和谐与大同的理想诉求，以及中庸与理性的处世哲学，无疑是中国重塑和强化大国心态的思想源泉和终极归宿。